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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食品监控扩大到65类 大超市须建自检实验室

【来源：京华时报】 【作者：王秋实】 　　昨天，市食品安全(食品安全)办宣布，今年本市监控的重点食品品种将从去年的37类550多种扩大到65类3900种，全市大型食品连锁超市和21家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将全部建立食品自检实验室，对商品实行自检。 　　据介绍，被监控的重点食品包括与百姓生活最为密切的速冻米面食品、桶装水、酱腌菜、牛羊肉、淀粉及其制品、果脯蜜饯、禽类、罐头、食盐、白酒、膨化食品、蛋制品、葡萄酒、啤酒、黄酒、可可及其制品等。 　　对商场超市中销售的食品，将全面落实食品备案、进货验收、索证索票及“场厂（场）挂钩”、“场地挂钩”等准入制度。全市21家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大型食品连锁超市全部建立食品自检实验室，鼓励与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合作，提高检测能力。 　　大型超市中设立的食品自检实验室，应包括蔬菜农药残留检测设备、鲜肉水分检测设备、水发产品甲醛检测设备等重点食品的快速检测仪器。 　　对检测不合格的食品，实行不安全食品强制退出制度。根据不安全的危害程度，依照不安全食品召回及市场强制退出管理规程，实施产品退出、企业退出和地区退出等强制措施。 (责任编辑：桂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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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已经超过100 家，涵盖国内所有航空公司和军用飞机，修理能力覆盖了上海航空(行情,论坛)波音系列客机，占上海航空送修部件的80%左右。此外，公司毛利率高达60%以上，远高于其它企业。而且成长性良好，销售收入和净利润保持同步增长。 公司所处的行业前景极为广阔。据统计，2002 年我国运输型飞机存量共有663 架，维修市场88 亿元。未来20 年新增飞机将达到1960 架，市场容量将扩大到439 亿元。预计十一五期间净增飞机680 架，平均每年净增飞机135 架，相当于每年平均新增业务18-24 亿元。年均增长20%。近期我国向波音和空客预定约300 架飞机，也将投放市场后在3-4 年后成为维修市场的增长点。 值得重点强调的是公司开始进入发动机领域，众所周知，发动机是飞机最重要的部件，对技术要求最高。公司2003年进入发动机设备维修，之后利用募股资金进行发动机研究，目前已形成生产能力，预计到春节前生产线完成调试，获得支线发动机批量生产的能力，国家研制大飞机将给公司带来空前的发展良机。 该股前期大幅下跌，释放了风险，近期在底部进行整固，主力悄悄进行加仓。公司流通盘不到5000万，总股本也只有1.2亿，而且每股净资产和公积金高达3.61元和1.81元，股本扩张能力极强。作为航空航天板块中盘子最小的股票，该股后市上涨空间不可小视。近期该股底部放量，多项技术指标都发出买入信号，预计短期内将大幅上涨，目前正是逢低介入的好时机。(赶快拿起手机，编辑输入 YXTZ，移动用户发送到2911600 ，联通用户发送到9901600,仅需20秒，我们今日送出的小盘航空股就轻松到您手中！我们短线资费标准为0.3元/条，不包月，投资者可放心使用！) 作者声明：在本机构、本人所知情的范围内,本机构、本人以及财产上的利害关系人与所述文章内容没有利害关系。本版文章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文责自负。读者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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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低价背后的劳工生态缺乏关注。当许多人对弱势人群连点同情心都欠奉的时候，当某些规定试图一直让弱势人群处在文明社会的边缘时，社会显露出它极大的残酷与悲哀。在总体生活得到改善、物质文明不断丰富的今天，我们的社会正在失去许多本质性的东西。 　　《南》：劳工的经济社会地位低下，已经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但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解决办法仍然是压制，前几天甚至有政府部门出台了禁止农民工“恶意讨薪”的规定。 　　刘：鲁迅说，地球运行靠地火。农民工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地火”，平时感觉不到，但一旦觉醒或爆发，力量会非常可怕。“民工荒”的出现，其实就是农民工用脚投票，进行的无声抗议；去年深圳发生的“海燕电子厂”罢工事件，工人们把一条交通干线都堵了，造成的损失很大。很多人指责他们不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不满，但问题是，如果不施加压力问题就能解决，谁还费那个劲。如果不用阻挡国道问题就能解决，人会去吗？禁止“恶意讨薪”就更匪夷所思了，欠钱的人没事，要钱的却被指责为“恶意”，这个道理我想不明白。 　　目前，大部分与劳工有关的群体性事件还是局部的、被动反应型的，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时有较大的主动权。近期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增加政府开支解决工资、退休金和社会保险的办法加以解决。但从长远看，政府必须推行切实有效的劳工政策，并进行必要的制度变革，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的是，要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同时就不同群体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途径作出制度性安排。 　　“让工人有力量” 　　《南》：廉价劳动力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大优势，但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来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刘：不可否认，“廉价劳动力”为中国20多年的经济奇迹立下了汗马功劳。正是由于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廉价劳动力”，世界各国的资本才会青睐中国。但今天重新审视“廉价劳动力”，会发现它同样是一把双刃剑。 　　长期以来，中国的GDP总量主要是依靠投资和进出口实现，“廉价劳动力”的“贡献”是其不可忽视的因素，造成的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国内消费市场长期低迷。人们对未来的生活产生恐惧，不得不克制和减少消费，把有限的收入储蓄在长期生存下去的考量中，尽管国家想方设法启动市场消费，但都是些无用功。 　　“廉价劳动力”在不断描写中国经济奇迹的时候，也为中国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摩擦和纠纷，而这些由“廉价劳动力”催生的廉价商品引起了不少国家的指责和怨恨，这种现象短期内不会减少，还有继续增多的麻烦。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的经济发展还让企业产生了依赖，没有动力去改进管理、推进研发、使用先进设备，满足于贴牌等简单的加工层面，所以20多年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还只是“世界加工厂”。 　　而且，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转移的规律显示，“廉价劳动力”这个优势可能在数年内丧失。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经济要转轨，企业也必须转型。特别是当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劳动力价格会在一些地区、一些行业上涨。而资本是没有“良心”的，它会在全球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到那时，没有了“廉价劳动力”的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 　　《南》：您经常到厂里为工人讲授他们拥有的权利以及如何与老板讨价还价，对企业老板来说，这不是培养工人和他们对着干吗，您怎样说服老板同意这样做呢？ 　　刘：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晓之以理，让老板们明白，我们培训工人不是要和他们作对，而是为了工厂更好地发展；工人有了一个表达自己利益的平台，更有可能帮助劳资双方实现共赢。当然，我们在培训对象的选择上也是有讲究的，我们选择的都是劳资矛盾比较突出、老板经常为工人罢工等问题头疼的工厂，同时，这些工厂又大都是跨国公司的供应商，我们可以借助于跨国公司的力量。 　　《南》：听说你们在进行“工人委员会”的实验？ 　　刘：是的，但这个“工人委员会”不是自主工会，而是工厂管理架构中的一部分。在深圳宝安的一家玩具厂，我们让500多名工人从50名候选人中选出26名工人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此前，我们对全体候选人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培训，告诉他们如何演讲和怎样做好工人代表。 　　就在我们进驻工厂半个月后的一天，工人们打卡后没有去车间上班，而是汇聚到车间前面的空地上。工厂老板和我都在现场。老板刚刚听完我的课，所以没有发火，只是问为什么要这样？我动员工人们选出几个代表，把他们的要求写下来，到办公室与老板商谈。原来，工厂最近取消了周六加班，导致工人们收入减少。同时，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老板当场答复工人代表，伙食保证恢复原来的水平。但加班问题是由于订单减少的缘故，希望工人能谅解。事实上，如果有一个制度性的协商和沟通渠道，劳资之间的很多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南》：您经常到工厂做培训，肯定看到了很多损害工人权益的事情，但你们和工厂又有保密协议，不能把看到的事情说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您如何平衡内心的压力？ 　　刘：我感觉备受煎熬，好像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徘徊。尽管已经尽力，但所能改变的依然很少，所以我经常有一种无力感。但我对未来有信心，毕竟，劳工生存的外部环境已经改变了，更多的人在关注劳工的发展，工厂无法再关起门来做事了。而从社会的层面上讲，一个更民主、更自由的中国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大趋势，而劳工也肯定会从这个趋势中受益。 　　《南》：一些政府部门将欠薪企业名单曝光、总理替农民工讨工钱、劳资之间的集体协商机制也已推行多年，但如此这般之后，劳工的状况为何依然如故？ 　　刘：解决劳工问题不能仅仅靠领导的善意或政府的姿态，而必须进行制度建设。从国际趋势看，劳动和资本的矛盾不是日渐削弱，而是变得突出了。中国的问题是，强大的资本与弱势的劳工之间的不对等。资本可以与学者甚至媒体联合，告诉世界：牛气十足的资本，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至于劳工，你有机会出卖劳动力，这已经不错了，你在乡下呆着，连一分钱都赚不到。 　　再加上政府部门出台的许多政策，有意无意地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说话，更加剧了劳工的弱势地位。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他们缺少利益代表，也缺乏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要让劳动者有力量。 　　目前，不论是法律援助，还是工人投诉机制的建设，或者工厂社会责任评估与审核，都只是解决劳工问题的“救火”行动，属于“治标”的末端治理。而要真正突破劳工面临的困境，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培训和教育，让工人自己有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要形成一系列的维护权益的规则。 　　我们在沿海50个工厂的调查表明，几乎半数的工人不知道工会的意义，这其中又有1/3的工人甚至没有听说过“工会”这个词。所以，我们在工厂做培训，教他们怎样自我保护，避免伤害，甚至教他们怎样谈恋爱，就是要把他们培训成现代工人，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并懂得如何运用这种力量。告诉他们，他们不是个体的农民，而是工人阶级。 　　事实上，我国从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推行集体协商制度。在这个制度中，特别突出了工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但目前的问题是，工会组建率非常低，另外老板控制工会问题相当突出，《工会法》修改中特别有一条，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不得作为工会委员会委员人选，可见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而且，工会的性质是“官方的群众组织”，还不能发挥它“集体谈判”和“权利维护”的应有功能。所以毫不奇怪，目前已建工会和未建工会的企业，工人待遇差别并不明显。根本问题是要使工会脱离行政部门和资方控制，成为相对独立的群众团体和劳动者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探索一个劳资双方平等对话的机制。 　　当然，政府往往害怕因此引发社会动荡和失控，但如果能以有效的法律协议来约束劳资的行为，这种担忧就成为不必要。我这里举一个国外的例子：日本于1973年建立了多国籍企业劳工联席会议，1975年成立了产业界与劳工的圆桌会议，1978年又建立了公用事业与国营企业的圆桌会议。日本一年一度的“春斗活动”（“春斗”是一种团体工资交涉活动，每年1~3月几乎全国所有的工会都在这一时期与经营者团体，对下一年度的工资上涨状况进行交涉），并没有造成日本的社会动荡。相反，由于这种活动的制度化，减少了其他季节的劳动纠纷，减少了工人罢工的次数。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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