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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中孚:外资铝业争夺的桥头堡

【来源:搜狐财经】 [风生水起]G中孚(600595):外资铝业争夺的桥头堡 资源产品频频涨价,石油、天然气、黄金、有色金属等屡创历史新高,导致资源争夺成为了全球热门的话题。前期,中石油、中石化整合旗下有资源垄断优势的上市公司,如辽河油田(行情,论坛)、镇海炼化等,其实就是棋高一着的做法,选择相关上市公司股价相对低廉的时刻来实施收购战略,对整合自身产业链、提升资源垄断优势将会十分明显;同时,中国铝业高调收购焦作万方(行情,论坛)相信也是直接受到国际铝价05年以来大涨消息刺激而提速,受此消息影响,焦作万方阶段涨幅就超过了60%。 铝可以说是05年表现最突出的有色金属之一,05年底就一举创下了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铝价的狂涨,为我国铝业产业链的整合提供了极佳的条件,中国铝业的动作频频相信就是良好的开端。近日,云铝股份(行情,论坛)股价加速上扬,短短三天最大涨幅就达到22%,巨大的赚钱效应必将令同样拥有类似潜力的铝业上市公司带来不错的短线上攻机会,特别是那些拥有独特题材的铝业上市公司,有望成为场外踏空资金重点关注的首??/p> 市场中与焦作万方和云铝股份可比性强的非G中孚(600595)莫属,公司地处中国铝土矿资源丰富的河南巩义市,具有显著的资源优势。作为国内重要的电解铝生产企业之一,公司电解铝产能从2000年的4.5万吨/年提升为近年的18.5万吨/年,竞争优势决不逊色于同行的焦作万方和云铝股份,在竞争对手股价受各种利好消息大涨的刺激下,其股价岂能无动于衷?而且,公司前两大股东皆是电力公司,令公司具有相对的成本优势。 更值得关注的是,经国家商务部及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同意,外资方东英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受让公司第一大股东豫联集团的78.8%的股权,豫联集团变更为外商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东英公司由此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近期管理层发布外资可战略投资A股等特大利好刺激下,公司隐藏的外资题材就是实实在在的利好,而且,豫联集团对G中孚的持股比例不足30%,与其他股东直接未能拉开太多距离,为加大资源争夺的筹码,继续加快对上市公司实施战略投资策略也将是指日可待。因此,G中孚有望成为外资争夺铝业资源优势的重要桥头堡。 二级市场上,G中孚近期突破上行,成交量稳步放大,RSI、MACD等指标呈多头排列,短线在同类个股大涨的刺激下,该股有望加速上扬,建议逢低可积极关注。 中关村(行情,论坛)证券 2006年1月10日 作者声明:在本机构、本人所知情的范围内,本机构、本人以及财产上的利害关系人与所述文章内容没有利害关系。本版文章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文责自负。读者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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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作为中日两国共同开发的范围,而中国则主张将所谓的日中中间线以东的具有争议的海域作为共同开发的范围,双方一直争执不下。日本媒体认为,日本政府这次提出的共同开发提案被拒绝的可能性很大。   分析家认为日本巧取豪夺   在东京的观察家认为,很明显,日本现在以提高开采资金的形式要求分享中国方面已经进入生产期的东海石油天然气是巧取豪夺。   首先,中国的所有油气田均在日本自己划定的日中中间线中方一侧,日本没有权力和资格要求中国停止开采并提供海底地质数据。其次,中国有关方面已经单独承受了勘测和试开采的所有风险,现在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日本方面仅凭向开采设施提供资金就想分享开采出来的成果,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日本政府提出的共同开发方案还虚假地表示,由于平湖油气田地质结构没有跨越日中中间线,可以不列入共同开发的范围。看起来日本政府挺大度,承认中国的权益,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如果中国接受了这个方案,就等于承认了日本单方面划定的日中中间线,将日中中间线以东海域的所有海洋资源全部让给了日本,给中国今后同日本在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的谈判中留下无穷的后患。毫无疑问,日本政府的这个共同开发方案很难被中国接受。   曾经担任过日本通商产业省(现经济产业省)产业政策局局长、现为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即将出任国际能源经济学会会长的内藤正久最近在接受《东京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在10多年前,他曾根据中国方面的邀请,组织了日本和美国的石油开发企业准备同中国共同开发东海石油天然气,但由于日本行政部门的原因,未能如愿。如果当时的共同开采计划能够实现,完全同日本政府现在提出的共同开发方案相同。但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中国在东海的石油天然气开采已经取得成功,日本政府现在提出这种方案为时已晚。今后只能同中国方面的关系只能采取“协调”和“坚持原则”的方针,以共同开发为基轴,进行坚忍不拔和耐心地谈判,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好办法。坚持原则是必要的,但双方都应当避免出现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 (责任编辑:胡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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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业的龙头企业,考虑自身发展的同时,我们要考虑如何带领好整个行业,去实现整个行业的梦想。我们要改变行业的竞争方向,营造更大的市场空间,让整个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和伊利共同成长,把整个蛋糕做大,把中国乳业做大,让中国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喝上优质的牛奶,吃上优质的奶制品,最终能够强壮我们中华民族。 (责任编辑:马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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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提供服务,但族缘、地缘、宗教等民间小共同体的公益职能包括医疗互助仍有一定发展。民国时期除传统的民间互助公益外,国外传来的近代型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也有相当成就,尽管兵荒马乱时一切都无从谈起,但在一般相对和平时期公共卫生的发展并不慢。今人都知道我国改革前的农村合作医疗曾得到过联合国有关部门的推崇,而人们也应该知道的是:民国时期的农村公共卫生发展当时也曾得到国联等国际机构的赞扬,近年来一些学者(如复旦大学的侯杨方教授)对此多有研究;其次,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乡村合作医疗也就是文革后期有过几年运动式发展,此前的大多数年月正如毛泽东所说,农村“缺医少药”,卫生部近乎“城市老爷部”,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应当说并不快;再次,即便是文革后期的乡村合作医疗,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也已随大包干的推行而解体,但很长一个时期人们并未明显感到乡村医疗的恶化,这也从反面说明,此前的医疗机制成效不宜估计过高。其实,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在改革以前也一直存在,而今天人们痛心疾首的乡村医疗与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危机恰恰是在追求“大政府”、强调财政集权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才迅速恶化的。   而这也正是因为权责对应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如果说在“国权”极度扩张的计划经济时代“国责”的相应发展明显滞后,那么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国责”的退出速度又会远远快于“国权”受限的程度。其结果,就是在所谓“放权让利”的口号下出现了放弃责任易、约束权力难的现象。“放权”变成了“弃责”,甚至发展成一面放弃公共服务责任,一面却利用权力设租索贡“与民争利”。“放权让利”就这样变成了“弃责争利”。应当摆脱的体制束缚迟迟不能摆脱,而旧体制下本来水平就不算高的公共服务与保障功能,却很快趋于瓦解。市场环境中部门权力基于“经济人”心理,逐渐成为自我服务的利益集团,在不受制约的条件下,“弃责争利”更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形成目前的公共服务危机。   打造“天平”,还是喂养“尺蠖”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进行限制权力、规范用权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只是再次走上“大政府”之路,那前景无非是又一次重复十多年前的“分税制效应”。如前所述,分税制本身体现的就是财政中央集权的思路,以“征收权力上敛、服务责任下卸”为原则。当初推动这种改革的理由之一就是需要集中财权搞公共福利。可是财权集中后,大城市的公共设施与官员工资倒是上升很快,但县乡村基层财政却日益恶化,这一方面导致基层政权向农民施权,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国家基本放弃了乡村公共服务责任,县以下的医疗、教育系统危机都严重恶化了。   历史证明,有责无权的“最好政府”不可能存在。而权责均大的、或权责均小的政府各有利弊,很难绝对地说何者更好。我们所能断定的,是有权无责的政府绝不可取。一般来讲,宪政条件下往往出现“自由放任”小政府与“福利国家”大政府的往复运动,前者有利于通过竞争改进效率,促进投资增加就业,但难免贫富分化。后者有利于扩大公益增进平等,扶贫济弱提供保障,但难免损害效率。两者就像一个“天平”,在摇摆中实现功能互补,笔者谓之“天平效应”。   但在权责严重不对应的条件下,“大小政府”的往复常常缺少公正的“支点”,而变成无论“收”还是“放”都只偏向一方,就好像那以一伸一缩的方式向一个方向行走的“尺蠖”:政府变“大”时权大责未必大,至少扩权远快于扩责;而政府变“小”时责小权未必小,至少弃责远快于限权。权势者在任何运作方式的变更中都体现出“选择性适应”功能,导致权责不对应状况在一次次变更中不断“循环放大”:在“抓”的时候“集权不集责”,在“放”的时候又“放责不放权”。结果是权力部门的公共服务责任越来越弱,而垄断资源自我服务的“部门权力”却越来越大。   最近有人说:中国当前“私人物品”领域问题已经不大,严重的主要是公共服务危机。但我以为后说固然精辟,前说则嫌简单。实际上“尺蠖效应”不仅影响着公共服务,也严重影响了生产“私人物品”的市场体制。去年的“郎顾之争”,今年以顾雏军被捕而告一段落,但实际上问题远未解决。这是因为:在我国侵犯公共财产和侵犯私有财产的原因根本就是一个,即那既可以强行化公为私、也可以强行化私为公的无限权力。以产权改革为名窃占公共资产与以“公共利益”为名强劫私有资产在这种机制中完全可以同时并行、并不矛盾。于是“尺蠖效应”又表现为:政策收紧时首先束缚的是老百姓,政策放开时首先放纵的是权势者。一收就把百姓的财产收进了官库,一放再把官库的东西弄进了权势者私囊。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改革遇到这种“效应”,自然是进退维谷。   顾雏军事件与“医改失败”告诉我们:当今的中国,决定改革成败的与其说是“收”还是“放”,“向左”还是“向右”,“市场导向”还是“政府导向”,不如说首先是“尺蠖”之伸缩还是“天平”的调整。在适合市场化的领域约束权力不要“与民争利”,而在公共服务领域履行责任不要把它推卸给“市场”,这两者都有赖于改革。而这种改革的方向,就是通过限权问责而打造“天平”。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考虑,这种改革可以循序渐进:哪怕“限权”与“问责”都不能一步到位,但重要的是在这两个方向上都不能倒退:我们再也不能通过扩权卸责来喂养“尺蠖”了。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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