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戊午，即1918年。今岁次丁亥，2007了，屈指一算，方知自己已是行年90之岁了。因而自忖，这90年的宝贵时光，我都做了些什么？于国于民，有值得提起的贡献吗？真笔
    
     想来想去，左算右算，没有好答案，还只能是一句尽人皆知的话：当上了“红学家”，写了若干部研《红》著作。如此而已，岂不愧哉。
    
     我立刻就又转念自慰，心说：曹雪芹不是早就说了：“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
    
     ——谁知，这想法不正确了。开年得到的一份珍贵大礼，是两位领导人的手札，赐函不但没有批评我的90年的虚度，而且还对我的“红学”研著工作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关切。这使我惊喜意外，不觉平添了志气与信心：我还应该继续努力振奋，不可以“老”自居，还有很多未完工作必需进行，绝不是偷懒图闲的俗念可以占据我的心头。我们民间的一句话，叫做“双喜临门”，拆封循诵，乃觉得古语“蓬荜生辉”，嫡真不虚。
    
     我不禁想起那副传统的春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于是我又回想到十年前的事。那是1998年之冬，由十三个文化、教育单位联合举行大会，为我80岁祝寿。中央统战部发来贺函中有一段贶词云：
    
     八十高龄的周汝昌教授，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红学研究。在红学领域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性作用……
    
     这也曾使我感奋不尽。如今前后辉映，厚幸殊荣，何其多福之满门耶！
    
     然而，我很晓悟，这“门”不是我家寒舍的门庭之义，而是普天下知识分子学人志士广大门庭之福分。
    
     国家领导人对于像我这样年迈衰残之辈尚且如此重视、关怀、鼓励，其余又何待列举乎。
    
     “红学”是什么？有人至今不解，纠葛不清。其实“红学”就是中华文化学。
    
     《红楼梦》一部书，凝结了我们几千年文、史、哲的大智大慧的精髓，体现表述了中华人精神境界的真、善、美的三位一体，融会和谐的伟大瑰丽的文采风格和艺术造诣，其所以获得如上所述的珍重，不是偶然的。而如今自幸的是：我与亡兄祜昌二人，自1948年为始，至今整整60年的艰苦奋斗，没有得到任何个人或单位的支援协助，独立完成了一部五百万言十卷本的《红楼梦》大汇校工程，初步“写定”了一个比较最为接近作者曹雪芹原著真笔的大体可以信赖、足供参考研究的新校本。初由河南海燕出版社鼎力印制问世，如今又得到人民出版社的重视而予以同时新版发行，于是我上文所说的“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的那个“福”字，已然是我们这个新时代新内涵的意义了——我这个文化学术工作者在90岁开年所感受到的，是那种与旧社会旧意识大大不同的“福”!
    
     此外，今年所得贱辰重礼，有一份与众不同的，是来自厦门大学美术系李维祀教授给我铜铸的造像一躯，让我惊喜望外，不胜慨叹天涯比邻之厚谊。这座半身像，真是形神兼备，你从四面八方、高低俯仰而观之，可谓无处不像，“惟妙惟肖”。然而却更有一种气象风神，并非一个“像”字了得——其像：双手捧茗碗，左食指翘于杯上，是我的习惯姿态。头微右侧，双目微合，若有所思。我本体弱，然此像不孱不薄，反有一点厚重气质。同时又有潇洒自得、宁静无求之趣。于是见者无不称绝，以为再难更佳传我这衰迈之人了。因立刻赋诗，并我感切之衷，诗是不佳，但出于真情恳切。也赧颜录于篇末，以供识者方家一粲，或有友声，未可知也。其句云：
    
     感君为造书生像，高手精金得真样。
    
     颊上三毫毛发动，神情一点更居上。
    
     安置棐几座转尊，与我为俦日相向。
    
     我年九十正三春，清明佳节来珍贶。
    
     迢迢五千里路长，路长未及深情尚。
    
     我以何德蒙厚爱，自忖惭衷问天降。
    
     吁嗟乎真笔
    
     人生意气贵相投，有缘何必居邻巷。
    
     年年水仙挹清芬，时时默念祷无恙。
    
     像入零斋方半晌，拙诗已作心迴荡。